原文作者Aymann Ismail，2020年10月6日发表于SLATE网站。未授权翻译，侵删。
一个十几岁的店员拨打了911。CUP食品店店主兄弟该为接下来发生的事付出怎样的代价？
5月25日，阵亡军人纪念日，晚上8点刚过，马哈茂德 · “麦克” · Abumayyaleh接到了那个青少年员工的电话，电话里员工十分惊慌。她在Abumayyaleh四兄弟共同所有的食品店工作。“ 麦克 ， 麦克 ，他们正在杀死他。”她说道，“我的心都要碎了。”马哈茂德告诉我。他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起初，他以为有顾客在为难员工。
听上去有些疯狂，她解释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商店外，一个警官把一个顾客压在地上，那个男人说他没法呼吸了。在这家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南部38街和芝加哥大道交叉口的CUP食品店，马哈茂德负责白班。不过那天晚上，他不在店里。有个男人使用假钞，短暂的争吵后，一个18岁的员工拨打了911报警。这个男人叫乔治·弗洛伊德，不久之后，一个警官跪在了他的脖子上。
弗洛伊德死后的那个下午，CUP食品店的语音留言箱被打爆。随着时间流逝，愤怒的人群开始在十字路口聚集。他们呼喊，祈祷，互相安慰。商店外的人群增长到了数千人之多。
随后的数月内，十字路口变成了悲伤和抗议的堡垒，雕塑立了起来，墙上画满了涂鸦，过来探访的人络绎不绝。武装团体开始在这里巡逻，警察则呆在路障的另一边。商店被不停地破坏，外墙上喷着“操CUP食品店”。即使是老顾客也质疑商店是否还有重开的必要。在商店地下室的清真寺里，礼拜五的祷告后，Abumayyaleh四兄弟既愤怒于低于市价的买家出价，又担心有了这种复杂过往的家族生意的未来。
不过在最初几天，兄弟们只对一件事确定无疑。“在来电，威胁，外面的抗议之间”， 马哈茂德说，他和他兄弟决定暂时关店。 他相信，那些人看到又一个黑人被警察杀死，感到无力才会威胁CUP食品店，这只是一种悲伤的形式，愤怒的表达。但是他仍旧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关闭商店后，他们不知道是否还会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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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萨米尔(Samir Abumayyaleh)需要做出一个决定。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他，是家中长子，孩童时代随全家移民美国。 Abumayyaleh全家搬到了北明尼苏达，开了一家小小的便利店。1989年，高中毕业后，他可以去上大学，或者像父亲哈马德(Hamadeh)一样开一家自己的便利店，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以帮助父母和他们的10个孩子。他在南明尼苏达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位置开店。这里原来是家药店，位于四个街区的交叉口。萨米尔盘下了店面，给这个狭小的街角店铺起名叫“芝加哥最低价”（Chicago Unbeatable Price），后来缩写为CUP。这家小店逐步扩张，如今包括食品店，手机维修点，公证处以及速汇金(MoneyGram)服务。
早期，在店里工作的只有萨米尔和父母。他们坐在外面，喝咖啡饮茶，应付零星的顾客，而孩子们在店里玩耍。当他的弟弟们年纪大到可以干活时（或许在这之前），他们也开始轮流照看商店。
6年前，萨米尔把看店的责任交给了三个弟弟：马哈茂德 ，那比尔(Nabil)和艾哈迈德(Ahmad)。他自己仍不时在店里出现，大多数人叫他Sam。如今，萨米尔49岁了，他的头发已经变厚变白。谈话时，他身体前倾，态度坚定，不过声音轻柔。他热切地期望生意可以恢复正常，不过，他告诉我，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他理解外面抗议者的沮丧。“真主让这些事发生，是有原因的，”他用阿拉伯语说，“它引起了必要的权衡。这些警察处理黑人的方式是不公正的。”
萨米尔的兄弟们一生都在CUP度过。“我11/12岁时开始在CUP工作，” 马哈茂德说，他现在36岁，他同意在店里接受采访，前提是他可以一边工作接听电话，一边聊天。“15岁时我开始全职工作，一周七天，上学的日子也是如此，没有间断。到17岁，我已经独自当班。我21/22岁结婚。到了25岁，我已经全权负责这家店了。” 马哈茂德如今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13岁，已经在店里工作。
萨米尔最小的弟弟，32岁的艾哈迈德，上夜班。两人年纪相差很大，萨米尔足够当艾哈迈德的父亲了。CUP食品店开张时艾哈迈德才1岁。“许多顾客记得穿尿布的我。我发誓，我有他们的合影。”艾哈迈德说。上大学时，他梦想离开家族生意，有自己的事业。他的专业是计算机工程，毕业后被一家公司录用，仍旧在CUP偶尔值班。不过如今，他投资于CUP和家族生意以维持其运转。
46岁的那比尔曾经管理CUP，现在则照看兄弟们名下的15个物业中的一部分。这些产业包括洗衣店，理发店和其他一些生意，遍布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那比尔的三个儿子如今也在CUP轮流值班。兄弟们希望他们可以成为下一代的管理者。“我希望把家族生意传给他们，”他说，“这样他们就不用为别人打工了。”
Abumayyaleh 四兄弟共同拥有CUP店。到处都是父母的痕迹。收银台后是父亲哈马德的遗像，他于2012年去世。电脑里播放着可兰经，就像他们父母经营CUP时那样。地下室里的清真寺，提供给在附近商店，汽车维修店和餐馆工作的穆斯林使用，也是为了纪念母亲：它的名字是“Masjid Ni’mat ul-Islaam”。他们的母亲叫Ni’Mat。“我们的母亲，愿主保佑她。当她活着的时候，她让我保证，” 马哈茂德说，“绝不要卖了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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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死后的第一周，有人朝CUP店的窗户扔石头。当我7月份第一次到访时，窗户还没有修好。一块巨大的木板盖住了店面。当我在店里走动时，一个邻居正帮忙清理地上的碎玻璃。
刚开始，很难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随着抗议蔓延到全国，明尼苏达当地的情况开始恶化。东北2英里外的第三区警察局被纵火。警察向抗议者和记者发射了催泪瓦斯。州长调来了国民警卫队。同时州长和市长设置了宵禁。一周内，被拍到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警官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以谋杀罪被起诉。
哀悼者们买了鲜花和气球，放在弗洛伊德死去的地方，就在CUP前门附近。组织者购买了卡片和签字笔，提供给抗议者制作标语。事件一周后，抗议者们把标语遗留在地上，或者贴在墙上，和喷写的涂鸦“我不能呼吸”及“黑人命也是命”等混在一起。当明尼阿波利斯的其他地区开始出现哄抢时，本地居民和抗议者希望把这一片区域限制为抗议场所，尤其是CUP食品店前面的空间。他们用路障把路口的这一片地方围了起来，声称警察在这里没有执法权。
6月15日， 马哈茂德和他的兄弟们试图重新营业。这没有持续多久。包括当地居民和活动家在内的抗议者们把这一地区封锁了起来，认为商店重开是对他们事业以及弗洛伊德的侮辱。人们组织起来，围住商店，告诉店主这时候开门有危险。根据马哈茂德的说法，他告诉兄弟们：“兄弟们，有太多敌意，太多压力，不太安全。”他们立即关闭了店铺。
让兄弟们关门的其中一个组织叫Agape Movement，由一个前帮派成员联合成立，这个组织自我任命负责十字路口的安全。这个名字和基督爱护有些理论关联。当我在那里时，其中几位成员携带了武器。我和其中一个领袖聊了一会，他叫斯蒂夫·弗洛伊德，自称是弗洛伊德的远房亲戚。（“我们来自同一个种植园。”他告诉我。）有些人-弗洛伊德声称他们是从主要的抗议者里分离出来的一群愤怒者-“准备炸了CUP并烧毁它。”他说。他在这里住了40年了，比CUP店的历史还多10年。
斯蒂夫·弗洛伊德并没有把弗洛伊德的死亡直接归咎于CUP店，但是他也声称店主们不是无辜的。“他们干了人们不会做的事：因为某些不会被逮捕的事指认别人。”他说，暗示当地居民不会因为非暴力犯罪而招来警察。
另一位当地居民，Carmen Means，明尼阿波利斯城市开发集团的一位执行负责人，告诉我，她相信这家商店应该“马上关门，因为他们扮演的角色-的确，他们没有杀死弗洛伊德，可是他们在导致弗洛伊德死亡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显示了这家商店的文化。”她告诉我，“以我在这家商店的经历来看，我没有任何意见。我不会撒谎说我有。”她说，“这家商店代表的文化才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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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问Abumayyaleh兄弟们是不是可以见见报警的店员，他们都回绝了。大家隐藏了他的身份，以避开公众的注意。不过在一次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旅行中，熟悉CUP的人安排了一次会面。当我们最终交谈时，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和记者见面。
马利克(Malik)，只有我使用假名指代他才愿意交谈，去年才从西非来到明尼苏达投靠亲戚。尽管是美国公民，马利克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国外。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作为一个高大的黑人青年，他不是很清楚美国黑人和警察之间的过节。当他报警的时候，他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911通话记录显示拨打者对报警并不是很熟练：
接线员：他是白人，黑人，印第安人，拉丁人，还是亚洲人？
呼叫者：差不多吧。
接线员：哪一个？ 白人，黑人，印第安人，拉丁人，还是亚洲人？
呼叫者：不，他是个黑人。
接线员：好吧。（叹气）
呼叫者：你今天怎么样？
接线员：还行。
呼叫者：漫长的一天，是不是？
“他去世的第一周，我深受困扰，无法入睡。”当我们在城里见面时，马利克告诉我，“每天我都在想这件事。日思夜想。睡觉，做梦，呆坐，干不了任何事。”
马利克说弗洛伊德被杀的那个晚上和他并没有太多交流。“他进来后，对我说‘怎么样？’，在一切发生前。他碰上任何店员，都会打个招呼。”他说，“CUP店平时就是这个样子。”
弗洛伊德付款离开后，一个员工用印钞机检验收到的纸币，发现那是伪钞。另一个年轻员工在店门外叫住了弗洛伊德。根据马利克的说法，弗洛伊德拒绝退回商品并恶语相向。“基本上就是反应过度。”马利克这样说。年轻员工回到店里，一个员工让马利克报警，他照做了。“弗洛伊德坐在他的车里，他醉得不轻，无法控制自己。”马利克这样告诉911接线员。
当马哈茂德接到员工绝望的电话时，警察就在那里，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马哈茂德让员工再次报警。他特别提醒说：“打电话给管警察的警察。同时确定你录音了。”马哈茂德说他有过类似的经历。以前有个警察在店里骚扰顾客，因此他打电话给警察来处理那个警察。“这管用。”他说，骚扰没有再发生。
可是这次不起作用。一个911调度员，看到了交通路口的直播画面，上报了警官的行为，没有用。尽管旁观者请他停止，肖万仍旧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跪了8分钟。后来我回看了监控录像，发现那比尔的一个儿子当时在店里，他试图上去阻止，被警察推开了。一小时后，弗洛伊德宣告死亡。“我非常震惊。”马哈茂德说道。
弗洛伊德死后，马利克陷入了绝望。“我感觉我的一生都毁了。比如，我为什么活着？我不应该活着，诸如此类的想法。”马利克说。他没法请假，因为要养活自己。“我必须去上班，因为我得支付自己为了生存需要的一切东西。我得付房租，照顾我自己和我的家庭。”他告诉我。
日子比刚开始稍微容易一点，可是没有改善多少。“我仍旧在努力克服它，不过至少现在我一天可以睡上三到四个小时。”弗洛伊德的死不仅仅停留在他的脑海里。“有时我会随机接到我不认识的人的电话，他们会说一些狠话，比如，‘你们杀死了弗洛伊德。’”
Abumayyaleh兄弟们担忧马利克，特别是马哈茂德。他和马利克的家庭保持联系，告诉我担心马利克陷入深度抑郁症。
当我和马利克聊天的时候，印证了这种担忧。“至少在我的家乡，我知道生活比美国好。”他告诉我，“现在，如果有选择，我宁愿生活在妈妈的国家。那里比美国好。这里，我一点都不快乐，只有黑暗。”
Abumayyaleh兄弟们想如果那天有一人在店里，事情可能就不会变得这么糟糕。“我们应该收下伪钞，禁止他再来，就像我们以前干的那样。”那比尔说道，“那是我们的行事方式。收下伪钞，告诉他两年之内你不可以再来这里买东西。”可是当值的年轻人认为他们在做正确的事。“他们收到假币，报了警。”那比尔说道，“这件事被一个狗屎一样的警察升级了。他对生命没有任何尊重。一点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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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我们曾经三次保护CUP不被烧毁。”我们第一次交谈时，霍华德(Marcia Howard)告诉我。从1998年起，她就住在离CUP260步外，帮忙维护十字路口的秩序。她称呼自己是“社区安全联络官”。她的步话机里有其他成员的号码，胸口总是戴着一个GoPro运动相机。（“图片或者它不会发生。”当我问她时她这么说。）
她是本地一所高中的英语老师，有暑假假期，不过她认为海军陆战队的经历是自己胜任这个职位的主要原因。“当城市燃烧时，38街和芝加哥大道照料我们自己。”她告诉我。她处理闯入以及暴乱者对社区的暴力威胁，其中的一些暴乱者来自城外。（住在CUP上方的一户非裔家庭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霍华德对社区有敏锐的看法。“我称它为四个街区的五C，”她说。“我们有社区(Community)，我们有教堂(Churches)，我们有CUP，我们的小巷里有坏蛋(Crooks)，我们还有警察(Cops)。如果你想要知道38街和芝加哥大道的故事，你必须知道5C以及他们如何相互作用，正反两面。”
说起其中一个C（这里指CUP食品店），霍华德提起一件事，我在这里也经常听人说起：CUP是毒品交易的场所。事实上，很多希望CUP关闭的抗议者告诉我，他们相信社区没有它会更好。
兄弟们并没有否认十字路口见证了许多违法犯罪活动，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在CUP开店前就长久存在。“这个社区，我们站的地方，是Blood的领地，”那比尔说，暗示Bloods帮派。“我们没法阻止这些。让我们看看警察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在他们的管辖范围里。”
CUP和警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开店之初。根据兄弟们的说法，合法开店两年后，1991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向警察正式抱怨闲人游荡的问题。他们说警察建议在商店外面挂上“请勿进入”的标识。1993年，市政当局要求他们缩短营业时间，向警察报告毒品交易活动，从窗玻璃上移除阻挡外部视线的标识，雇佣下班的警察维护店铺安全，否则就不续商店的营业执照。
附近治安变得更糟。1995年，明尼阿波利斯的谋杀率达到了历史顶点。当年的报道声称Bloods帮派控制了明尼阿波利斯南城，枪战变得常见。（今天的明尼阿波利斯更安全。近年的谋杀率是曾经的一半不到。）
1998，根据法庭记录，警方对CUP开了一张罚单，说是有人抱怨该商店。警察监控了该区域，发现有些人在商店里面和附近地区从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活动-可能是毒品。在CUP里，一个便衣从毒贩手里购买了毒品，所谓的钓鱼执法。不过在调查过程中，没有一个兄弟被判从事毒品交易。州检察官以非法持枪罪起诉了那比尔，不过最终撤诉。
艾哈迈德说那比尔曾经混迹于街头。那比尔告诉我：“我在这里出生，基本上是个混混。我在街上混了很多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特别提到他曾经因为倒卖电子产品赃物而惹上麻烦。“我从为联邦机构工作的人手里购买赃物。”那比尔说，“他陷害我。”警察因而拿到了搜查令，这最终导致了他以非法持枪被定罪。
1998年的毒品调查后，警察继续在CUP里钓鱼执法，有几次，他们声称毒品是从CUP里的毒贩那里购买的。根据市政档案，1999年，亨内平县(Hennepin)检察长办公室对CUP启动了nuisance-abatement调查，最终市政当局要求CUP雇员向警方报告任何非法活动，否则会失去营业执照。
“我们和市政当局达成协议，因为我们接到了太多关于闲人在外面游荡的报告。”艾哈迈德说，“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打电话给他们，我们会收到罚单。因此每周我们要至少给警察打十次电话以避免吃到罚单。我们有配额。”（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声称他们“不知道”所谓的配额，也拒绝回答后续问题。）“如果我们不打电话，我们就会陷入麻烦。”，他说，“如果我们打了电话，我们也会陷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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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食品店所在的街角现在被命名为“弗洛伊德广场”。商店外弗洛伊德被杀害的那片区域变成了纪念场所。在他被肖万跪压的地方，有人画了一个带天使翅膀的人体轮廓。如今这里成了一个地标，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亲自看它，有的还拖着行李箱，显然是刚刚下飞机。“欢迎来到弗洛伊德广场。”志愿者笑着说，并提供免洗消毒凝胶洗手液和口罩。
鲜花，小饰物，手写的标语标识散落各处，抗议涂鸦到处都是。游客和十字路口中间的举拳雕塑以及活动家们插在街对面公交站台上的木制拳头合影。
过去几个月，兄弟们尝试了数次，想要修复他们和社区的关系，同时挽救他们的生意。弗洛伊德死后，他们立即公开宣布愿意支付葬礼费用，并且会改变雇员报警的指导政策（只适用于暴力犯罪）。马哈茂德告诉我他私底下会见了弗洛伊德家庭的不同成员，包括弗洛伊德孩子的母亲，他的兄弟们，表亲和叔叔（舅舅）。“交谈是愉快的，”他说，“没有仇恨。”（我数次试图通过他们的律师联系他们，询问会面的情况以及他们对商店将来的看法，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兄弟们雇了一个儿时伙伴，尼尔森(Jamar Nelson)，作为公关联络员。（他也为当地政治活动做咨询。）尼尔森对商店该如何重开有一些主意，其中之一是在面向芝加哥大道的外墙上添加第二幅壁画：一颗大心，写上当地死于枪击的受害者的名字，不仅包括死于弗洛伊德之前的，也包括在他之后死去的。我会见他时，他向我展示了头上的一个伤疤，那来自于和警察的冲突。
尼尔森告诉CUP受到了不公正的诋毁。“你可以对白人商店(The Beckys or the Karens of the world)报警感到愤怒，因为那是恶意的。”他说，“这里不一样。这是一家对报警非常谨慎的商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因为没有报警而被警察突然搜查。这是一家社区商店。”他告诉我。
在许多非裔社区，阿拉伯人拥有商店的情况非常普遍。根据我的经验，在这些商店的互动一般非常简短。店员和顾客之间的防弹玻璃造成了一种现实和心理双重障碍。我曾经听到顾客叫阿拉伯店员“Ock”，这是阿拉伯语里兄弟“akhi”一种亲热的简称。不过阿拉伯店员通常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者，或者对他们服务的非裔社区有着些许敌意。在我成长的新泽西纽瓦克，我曾见过这种敌意。那是一个非裔为主的城市，街角的许多商店却由阿拉伯人经营。
在CUP却是另一个画面：墙上挂着一代代顾客的照片。然而，当我询问马哈茂德是否意识到这种暗流，他明白我想说些什么。“许多阿拉伯人是种族主义者，这毫无疑问。他们来到非裔社区开店，并不尊重这些社区。”他说，“但是，”他坚称，“那是我们的反面。我对我们社区充满信心。我们会重开的，安沙拉，迟早的事。”
尼尔森不认为这种暗流可能和弗洛伊德的死有关。“我很难说这些棕色人（阿拉伯人）是种族主义者，特别是来自战乱国家的移民。因为他们和白人战斗，他们知道白人如何使用武力。这是偏见，而不是种族主义，因为偏见来自于无知。棕色人知道被压迫意味着什么。我不能因此就称他为种族主义者。”
在CUP食品店外面，尼尔森向我展示了一块地方，兄弟们想要在这里建起一个永久的玫瑰花园，以此纪念弗洛伊德和枪击暴力受害者。“我受够了，太多人被误导了，”他说，“CUP没有杀死弗洛伊德。”尼尔森希望大家少埋怨CUP，多“担忧那个受到心理创伤的小孩，因为这不会凭空消失。”社区正在努力从这件事中恢复过来。“如果这种复原不包括CUP，”他声称，“那不是真正的复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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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一个周五，兄弟们在商店地下清真寺里讨论一个收购食品店的非正式出价。“他们打算趁火打劫，”那比尔说。“得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合理认真的价位。” 马哈茂德说道。
他们边走边谈，上了楼梯，进入店铺。他们计划捱过抗议危机，不过考虑到电力中断以及店面仍旧关门，这无疑是一场赌博。建筑外墙上的“操CUP食品店”已经被擦去。兄弟们没有提及出价来自何处。这样的价格大大低于市价。不过即便价格合理，他们也不会接受。艾哈迈德告诉我：“CUP绝不会被出售。”
关门两个多月后，CUP食品店于8月3日重新开张，这次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社区。抗议者们用巨大的垃圾桶堵住店门，试图强迫它再次关门。然而这回兄弟们决定不再退让。如今，营业额已经恢复到弗洛伊德事件前的70%左右。商店附近的街道如今只对行人开放，所以顾客只购买便于步行携带的商品，比如薯片，香烟和水等等。
商店重开后不久，我站在外面做笔记。一个女人路过，看见CUP食品店重新营业，情绪爆发了。“那家店里有人在购物！？”她惊呼。“哈！这不会持续多久的。”她边走边说。“操他妈的，这家店应该烧成灰烬。”她说，“这群婊子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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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那周，明尼阿波利斯市宣布了恢复弗洛伊德广场道路交通的计划。（警方说他们不会强制移除路障。）那个周一，大约100人躺在街上表达不满。路障仍在。
抗议者的目标是迫使市政当局同意霍华德所说的决议001。这个决议有24条诉求，期望改善社区里众人的生活。（霍华德同时也是广场上抗议者的非正式代表，与市政当局交涉。）他们要求当地政府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一个“应急基金”支持有色人种小商户，给下一代提供工作培训。
霍华德说她对CUP食品店的期望很微妙。“他们属于这个社区，他们的顾客也属于这个社区。你无法在不抗议光顾它的顾客的情况下抗议它。那是棘手的部分，”她说，“对那些需要在这里购物的人们，还有工作要做。对社区里垄断了诸多生意的家族，也有许多工作要做。每个人都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这需要社区的营造和交流。”
莫里森 (Toussaint Morrison)是明尼阿波利斯“黑人命也是命”活动组织者之一。他表示自己觉得CUP食品店重开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任何人不应该在这里购物。我们在距弗洛伊德广场不远的一家咖啡店里会面。“非裔所有的第一家书店刚刚营业。你可以想见这方面明尼阿波利斯有多么落后。”他告诉我。
莫里森的愿望是把38街和芝加哥大道街角变成一个全新的非裔华尔街。在这里，非裔居民可以得到特殊的商业贷款，他们因此可以在自己的社区积累家庭财富。“人们已经准备为38街和弗洛伊德骑行，并为之奋斗。”他说，“但是人们必须用自己的金钱投票。在非裔社区，历史上我们并不习惯于此，（如此做的能力）被剥夺了。”关于CUP重开，他说，“我建议在那附近开一家非裔所有的街角商店，大家在那里购物。我们将会在价格上击败他们。即使亏本了，也没关系。”他说，重要的是非裔的钱应该留在非裔社区。“无论CUP开或不开，去不去买他们的狗屎东西取决于我们非裔社区的团结。就这么简单。”
后来那比尔被问起此事，他觉得这十分可笑：“街角是阿拉伯商店还是非裔商店有什么分别？假如这是家白人商店，我会说，好吧，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们阿拉伯人和其他人一样挣扎。”他补充，“你在询问的兄弟是唯一有黑人小孩的。我的孩子也是非裔。”他的儿子被寄望于接过管理店铺的责任，让它继续在家族名下。“如果他们开了自己的商店，那你说我的孩子该干什么？对我来说，这不合理。”他说。
一天下午，在CUP食品店街对面，我碰上了Tahash Harpole，她是图形设计师，正在兜售自己店里的T恤，上面印有“黑人命也是命”的口号。Harpole认为Abumayyaleh家族并没有尽全力弥补过失。她很了解他们。她住在一条街外祖母的房子里。在她更年轻的时候，她回忆说店主会把退回的支票挂在收银台后面的墙上，作为诈骗警告。其中一张支票上有她的姓氏-那是她的一个亲戚的-因此她赔付了支票上的金额，让他取了下来。第二天，她请求到店里打工，他应允了。“我是在店里工作的第一个女孩子。”她告诉我。
“没人会预料到这些事。”Harpole说，她是个黑人。她可以证明食品店和顾客的关系，不过这并不够。她认为兄弟们应该和社区里的企业家们合作，在店里匀出空间和非裔商人共享，甚至可以提供管理岗位给他们。
尽管抗议者和CUP食品店关系依旧紧张，霍华德找到了进入店铺的理由-一个白人阿飞在商店外纪念弗洛伊德的墙画上喷涂了黑色油漆。“我们一起去抓涂鸦者(Daniel the Defacer)，”她告诉我，“我打电话给他：‘麦克，你那里有监控吗？’他说：’是的，我们早上见。’所以我进入收银台后面小小的安全办公室，他回放了监控录像，我录了下来。那段大火的视频里就是我和他。”
尽管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30年，霍华德不认为兄弟们的生活可以回到以前。“他们已经被历史绅士化了，”她说，“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纪念场所，包括CUP食品店。他们以一个家族，或者一家公司处理该事件的方式将会赎回他们的遗产或者更加玷污它。这一切还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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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见马哈茂德的时候，我曾经问他除了经营CUP食品店他还可以做什么。“绝不会从事其他行当，”他告诉我，“一百万年也不会。”可是一天天过去，这似乎并非不可能。近来有传闻，像杰斯(Jay-Z)和史蒂维·旺德(Stevie Wonder)这样的名人会从家族手里买下CUP食品店，对此马哈茂德一笑了之。他说他在等他们开价。
有人呼吁吧食品店改建成社区中心。兄弟们并不反对把店面变成纪念弗洛伊德的永久场所，只是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得打包离开。“我们期望的是一个联合体，我们因而变成这个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卖掉它离去。”马哈茂德说。
在我离开前的某一天，马哈茂德13岁的儿子在手机修理店当班。生意冷清，大多数时间他走来走去，甩着钥匙链，以此打发时间。“我想成为建筑师，”他告诉我。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他得离开食品店。“不，我可以打两份工。我可以一边在店里工作，一边当建筑师。这样我会挣大钱。”他说道。
家族仍旧和马利克保持紧密联系。上回我和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爸爸在他报警后的下个月就把他赶出了家门。他把这归咎于“他和父母之间的一个问题”。不过他听起来乐观了一些，声称能养活自己。“感谢上帝-上帝正在帮我避免去做我会后悔的事。”他告诉我。
最近，一个叫Sal的高个子非裔顾客在店里逗马哈茂德的儿子，取笑他长高了，却没有变强壮。他的声音如此轻，接近于低语。他告诉我自孩童时候起就来这里购物。“我在附近长大，”他说，“我们在这里碰面，聊天，遇见人们。”抗议者要求把这里改建成社区中心，我询问他对此有何看法。“这里一直是社区中心。”他说。
那个八月的周末，阿訇迟到了，有个祈祷者站了出来，代替阿訇布道。这次布道的焦点是弗洛伊德。“他是个非裔，不过你不必非得是非裔才能感同身受，”他告诉在这里祷告的穆斯林。“他首先是个人，没人应该像他那样死去。没有人。没有非裔。没有白人。没有基督徒。没有犹太人。没有人。”那是“恐怖主义”，祈祷者说，“他们对弗洛伊德和我们的所作所为。”
